在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革命与建设史上，有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，他以“延安五老”之一著称，更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奠基人之一。他参与起草《选举法》、《土地改革法》等多部开国法律，先后执掌内务部与最高人民法院，位高权重，却一生视特权如寇仇，以简朴为本色，将“人民勤务员”五个字诠释得淋漓尽致。他，就是谢觉哉。
谢觉哉的廉洁观，深深植根于湖湘文化“经世致用、敢为人先”的土壤，更在漫长的革命烈火中百炼成钢。1884年，他出生于湖南宁乡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。少年苦读，目睹晚清吏治腐败、民生凋敝，遂立下“扫除弊政，为生民立命”的志向。从清末秀才到投身新文化运动，再到1925年以不惑之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他完成了从旧知识分子到坚定革命者的彻底转变。在中央苏区，他担任毛泽东的秘书，参与起草《选举法》等早期法令；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，年过半百的他以惊人毅力走完全程；在延安，他作为边区参议会副议长，积极推行“三三制”民主政权建设，倡导“精兵简政”，其法治思想与廉政实践开始系统成型。他常对同志们说：“我们革命，不是为做官，更不能学了旧官僚的坏样子。做官即不许发财，发财即不许做官。”这句铿锵之言，成为他毕生的座右铭。
他的简朴，是融入血液的习惯。在延安，他身为党的高级干部，与普通工作人员一样吃小米饭、住土窑洞。一件粗布棉袄，从抗战穿到解放战争，补丁摞着补丁，却总是整洁干净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先后担任内务部长、最高人民法院院长，生活条件改善，但他依然固守本色。组织分配的住房，他坚持使用旧家具，拒绝任何装修；饮食粗茶淡饭，极少荤腥；办公用的纸张，正面用完用反面，一个信封也要反复使用几次。他对家人要求极为严格，定下“不准特殊化”的家规：子女一律住校或住机关集体宿舍，绝不准搭乘他的公务车，上学、工作必须凭自身努力。夫人王定国是他亲密的革命伴侣，同样节俭持家，亲自操持家务，从不为私事麻烦公家。
谢觉哉深知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”的道理，在司法工作中尤其强调公正廉洁。他告诫司法人员：“法院是庄严之地，一纸判决关乎人命财产，更关乎人心向背。法官心中必须有一架永不倾斜的天平。”他主持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时，坚决抵制各种人情案、关系案，强调“以事实为依据，以法律为准绳”。某次，一位家乡的远亲因纠纷涉案，写信希望他“打个招呼”，他不仅严词拒绝，更在回信中谆谆教诲：“我是人民的干部，职权是人民所赋，为公为民，不敢有私。你是我的亲人，更应守法自力，做乡里表率，切不可存侥幸之念。”这封信后来在家乡传开，被乡人引为教子治家的箴言。湖南宁乡县政府出于对革命元老的敬意，曾数次提议拨款修缮其旧居，略作纪念。他得知后，立即去电严厉制止：“房屋尚可住人，不必空置浪费。若为纪念，所留精神遗产足矣，无需大兴土木。请将款项用于当地亟需的民生建设。”其态度之坚决，令人肃然起敬。
“官高不改真性情，身正自生月旦评。”谢觉哉的一生，恰如肃穆的秋霜，清白凛然，涤荡尘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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